从美国到顺德：一位华人医生的抗癌抉择

张女士是一名旅居美国30年的华人医生，曾从事神经内科和中医针灸治疗。2022年底，她在美国被确诊为肺腺癌IV期，并于2023年4月正式开始使用靶向药物治疗，病情一度得到良好控制。

然而，2026年初，耐药出现。胸骨、锁骨下淋巴结快速进展，胸壁皮肤表面甚至冒出尖锐的结节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绿豆长到蚕豆、再到葡萄串大小。“你每天摸着这个地方，就感觉它要突出来。”张女士回忆道，“进展非常恐怖，如果不好好控制，真的有死亡的可能。”

在美国，医生提出了化疗或临床试验等后续方案。考虑到自身对治疗的耐受性以及希望更高效地处理局部急迫病灶，张女士决定寻求另一条路径。经朋友介绍，她找到了和祐医院，开启了跨洋救援的“绿色通道”。

“我还没下飞机，和祐的团队就已经在做准备了。”张女士说。

和祐医院肿瘤放疗科谭志博医生回忆，张女士来院前已将病历资料传回中国，团队初步了解病情后，通过多学科讨论制定了初步方案。“她一到医院，我们就在门诊沟通了一个小时，详细了解她的病情和个人想法。”谭医生说。

随后，和祐团队在两天内完成了PET-CT等全面检查，医师、物理师放弃周末休息，加班制定放疗计划。

谭医生表示，放疗计划的制定通常需要更长时间，但考虑到张女士病灶进展迅速、皮肤随时可能破溃，团队主动加班，“周六周日两天，医师、物理师都在加班，确保放疗计划既快又好。”最终，从抵达医院至开始放疗，仅用了四到五天。

“治疗了两三次以后，那个尖锐的东西就平缓下去了，心里就觉得踏实。”张女士说，从落地到放疗，她几乎没有等待。

张女士的病例有一个特殊之处：她本人是医生，对治疗方案有自己的研究和判断。在与和祐团队的多次沟通中，双方共同探讨了多种可能的治疗路径。

“指南的规范其实不止一种方法，”谭志博医生说，“我们首先要遵循规范，但具体到每一个患者，必须倾听他的需求。”在张女士的案例中，和祐团队最终采用了“放疗+双靶向药物”的方案：放疗解决局部急迫病灶，靶向药物进行全身控制。

“她需要经常中美飞行，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既能控制病情、又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方案。”谭医生说。肿瘤内科康世均主任与张女士反复多次沟通，最终选定了符合她实际情况的治疗路径。

“治疗效果和副作用之间必须形成一种平衡。”张女士坦言，联合用药后出现了较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和消化道反应。和祐团队迅速反应，调整用药时间、对症处理，并尊重她调整用药的意愿。“他们从不说‘你必须这样’，而是和我一起分析、一起决策。”

在和祐住院一个月，张女士记住了一连串名字。

“我要特别表扬放疗科的团队。”她说，有一次因感冒发烧，放疗时不停咳嗽、恶心，技师们不厌其烦地反复摆位、调整，“他们做了三倍的事情，没有一句抱怨。”护士李玲钰、谭明慧、李欧丽在她最难受的三天里，一次次床边照护，打针技术过人，“打下去都没感觉”。

张女士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和祐医院的保洁阿姨。“她看我还在睡觉，就不进来打扰；等我坐起来了，她才来打扫。一天换两三次垃圾袋，都不是按流程，而是按我的需要。”这位瘦瘦的、有点驼背的河南阿姨，成了她口中“必须表扬的人”。

“抗肿瘤治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副作用也很多。”谭医生说，“让患者在一个放松、心情好的状态下接受治疗，效果更好，依从性也更高。”

“晚期的癌症是与瘤共存的过程，生存质量比把肿瘤杀绝更重要。”张女士说，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体会到在肿瘤综合治疗中，更早地整合营养支持、中医辅助等手段，能让患者在有效治疗的同时，不被副作用击垮。

谭志博医生对此表示认同，“我们投入精力制定优秀的诊疗方案并进行细致的医患沟通，这很关键。未来也会在副作用管理上继续探索更多支持方式。”

本文指导>>>肿瘤医学中心 谭志博（主任医师）

（因患者个体存在差异，治疗效果也因人而异，具体请咨询专业医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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